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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是丝绸的故乡,太湖流域留存有新、旧石器时代的遗址,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。园区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;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,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,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。
苏州织造署旧址(现苏州十中)
苏州在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“织贝”一类的彩色锦帛。据《史记》载:周敬王元年(公元前519年),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,曾发生大规模的“争桑之战”,说明蚕桑之利在春秋时期吴国经济上的重要地位。吴国都城就在苏州,至今还保存着与丝绸遗址有关的织里、锦帆泾等地名。
宋时期,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:“徽宗崇宁元年(1102年)壬午春三月,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。”苏州、杭州、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。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,缂丝名家沈子蕃、吴子润亦出于苏州。
南宋 沈子蕃 缂丝梅鹊图轴(局部)
明代苏州丝织业的兴盛超越前朝。明初,洪武元年(1368)即在苏州设织染局,局址在天心桥东(今北局人民商场)。当时的织造局由皇帝派亲信太监主持其事,还有若干中小太监作助手。
清《吴门表隐》记载:“按二监(即金玉、如意),赐明太保俞大悦侍从,筑室以住,即今太监弄。”“太监弄”之名,在1934年(民国二十三年)编纂的《吴县志》有所记录,也是依据史实而来的。
苏州丝绸的繁荣,显然仅有官署的织造是不够的,民间的机户也生机勃勃。由于丝织业的兴盛,新兴了一批市镇,如盛泽、震泽等。
明末时期,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,拥有人口五万。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。旧址在阊门内水关桥臭弄口(今阊门饭店河埠),原址现称为“盛泽码头”,遗迹尚存。
然而经过战乱动荡,在建国初期,丝绸行业外销断绝,内销呆滞,丝织业困难重重。1951年我国对东欧国家展开以丝织品换钢材的易货贸易,促进了丝绸外销。苏州塔夫绸被誉为“塔王”。国内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会,活跃了内销渠道,促进了丝织工业的发展。到1951年底,生产规模已恢复到建国前旧观。
苏州丝绸在建国后跃上一个新台阶,从建设缫丝、染丝、丝织、丝绸印染和丝绸机械等企业,到建立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、丝绸工学院、丝绸检验所和丝绸职工大学等科研教育单位,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丝绸工业体系。
苏州丝绸工学院
九十年代末,苏州工业进入产业调整转型期,苏州丝绸工业实行产业转移,四大绸厂等也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可以说苏州的历史是与丝绸的历史相始终。无论是新旧石器遗址,还是春秋吴王宫的织里(这是中国最早的织造官署),都无不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。
苏州东吴丝织厂
苏州的发展也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而兴盛,明清时期,苏州能成为一方大都市,都与此息息相关。
建国以后,苏州的丝绸工业也是当之无愧的利税大户,在对外贸易,出口创汇,为苏州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如果说丝绸、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张国家名片,那么丝绸就是苏州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。
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,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而伴随着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产品,闪烁、继承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光辉。
这是前人给予的最丰厚的馈赠。我们应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,使其发扬光大,把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商业产品,走向市场,并由市场需求而发展壮大,这正是我们所需努力的。